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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文化

  齊魯文化,确切地說,不是一種單一的文化,而是齊文化和魯文化的融合。春秋時期的魯國,産生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學說,而東臨濱海的齊國卻吸收了當地土著文化(東夷文化)并加以發展。兩種古老文化存在差異,相對來說,齊文化尚功利,魯文化重倫理;齊文化講求革新,魯文化尊重傳統。兩種文化在發展中逐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豐富曆史内涵的齊魯文化。

 

泰山與齊魯文化的地位

  “泰山”古稱“東嶽”,為中華五嶽之首。

  泰山,論高、論大,它不僅在中國大地上不上數,就是在五嶽之中也僅排位第三,居中間地位,論方位,泰山在東,故稱東嶽。按中國傳統,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 中”是“中心”、“中央”所在,是至尊、至要的位置。東、西、南、北為四邊,居次要地位。然而泰山在人們心目中,卻占有衆山的至高、至大、至重、至尊的地位。這種違背常識的傳統觀念是怎樣形成的?除了從文化方面是找不到解釋的。

  “封禅”,是中國古代民族或國家最高祭典。因為它是人間“帝王”與天、地通話的儀式。《史記·封禅書》正義雲:“此泰山上築土為埴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禅。盲禅者,神之也。”又引《五經通義》雲:“易姓而王,緻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報群神之功。”

  我們中華先民心中最高的主宰神是“天”,其次是地。即所謂“皇天後土”。《尚書·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皇天是至高無上的君主,主宰着人間萬民萬物,君權是皇天授給的。因此,“易姓而王,緻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上報天,下報地,以“報群神之功”。

  但是,一般帝王還沒有資格封禅,一定要受命于天,奄有四海,緻天下太平者才有資格。這麼隆重的封禅祭儀,在五嶽之中,人們不選擇最高的北嶽恒山和居中心尊位的嵩山,而選擇東邊中等高度的泰山,除了泰山坐落的位置海拔起點低而相對高度較高,由華北平原望去突兀雄偉之外,最主要的是儒家思想成為國家正統思想後,山東的儒生們極力鼓吹泰山的神聖。長期居住在泰山一帶的人們,以為泰山最高,上可通天。因此,登上泰山之頂,築壇祭天,與皇天通話,報天之功,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祭地,報地之功。

  既然泰山上可通天,下可通地,于是就成了代表天地主生主死之神。人死魂歸泰山的傳統習俗,又是泰山一帶為古民族聚居、文化發達的一個佐證。

  泰山一帶為齊魯地區原始民族的文化中心之一。據文獻記載為傳說時代,據考古發掘為新石器時代已無問題。因為有大汶口文化和傳說的無懷氏、伏羲氏、神農氏、炎帝、黃帝等封禅泰山的豐富資料為證。但是否至此為止,似乎還可上推。因為管仲說的72家中,可記得的12家,那不記得的60家不可能都在無懷氏以後。特别是孔子說,古代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父,“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史記·封禅書》正義引《韓濤外傳》)這裡透露給我們一個信息,泰山封禅不是始于無懷氏,而是更早。早到什麼時間,無從查考。但據有史記載的秦始皇至宋真宗1200餘年間有8帝14次封禅泰山,大體約85——150年有一人次。我們不說那“萬數”需多少年,隻說70餘家,也需萬年左右。

 

孔子與齊魯文化的地位

  所謂“一聖人”是指孔子。其實,齊魯地區古聖人何止孔子一個,上古的三皇五帝都是負有“聖”名的人物,他們與齊魯與泰山有密切關系,已見上文,勿須多說。隻說春秋戰國時代稱“聖”者孔子之外,就還有兵聖孫子、工聖魯班、醫聖扁鵲,以及次一等的複聖顔淵、述聖孔僅、宗聖曾參等。

  “聖人”之下,是大批賢哲。孔子弟子就有72賢。齊地管、晏之後,戰國時代,稷下學者,多至數百千人。是這批聖賢再造了齊魯文化的輝煌。到兩漢,齊魯仍人才濟濟。魏晉之後,文化随人南遷,齊魯地區才逐漸失去其先進地位。這些由上文已大體可以看出,無須多說,似乎也不最重要。最重要、最能說明齊魯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突出地位的還是孔子。

  學術界公認,中國傳統文化不管内容多麼複雜,其核心和主幹是儒家文化,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盡管儒家文化經過孟、荀及漢儒屢次改造,特别是董仲舒的改造,被漢武帝定為獨尊的儒術,已非原來的孔子儒家,儒學已經齊化,成了齊魯兩國文化的融合體。但是孔子的創建之功,是怎麼也抹不掉的。雖說“中華無仲尼,萬古如長夜”的說法有些過頭,但說孔子是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大師則是恰當的。

  所謂承上啟下,繼往開來,并不是一件簡單的連接上下的中介工作,而是一項極為宏偉的創辟工程。對于孔于是在怎樣的曆史背景和文化環境中創建其儒家學說的,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這裡難以展開,隻能粗略地加以概說。如何評價孔子的這項宏偉的文化建設工程,我們從列甯評價馬克思開創共産主義理倫體系那裡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發。列甯認為馬克思的科學共産主義理論是在“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這個基礎上創立的。他說:“馬克思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審查,任何一點也沒有忽略過去。凡是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過,批判過,在工人運動中檢驗過。”雖然孔子和馬克思的時代不同,代表的階級不同,不能同日而語,但對吸收他們那個時代以前人類創造的有價值的 東西,對他們以前人類創造的一切站在時代的高度,用時代的眼光一一加以審查、批判和研究,并結合社會現實的運動加以創新,則是有共同性的。

  孔子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的話。因周代經過周公制禮作樂,對前二代文化進行了批判性的繼承和發展,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但是,孔子的開創性工程,決不是隻對周禮文化依樣胡蘆,而是對殷、夏兩代文化以至唐虞之世也都有所批判總結和繼承的,特别對史前占領先地位、能代表中華上古今正宗傳統的東夷文化,他很感興趣,曾向郯子問夷禮。“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他還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的話。東部沿海或附近島嶼,正是當時夷人還存在的地區。他對《韶》樂極盡贊美之詞。《論語.八佾》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述而》又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孔子認為《韶》樂不論是藝術形式(美),還是思想内容(善),都是達到了美、善之至的。而《武》則在形式上達到了完美,而在思想内容上還未達到至善。為什麼?據傳說:《韶》是大舜所作,《武》是周武王時的音樂。大舜是東夷人。也就是說,孔子在音樂方面,崇尚東夷勝過了西周。為什麼他認為《韶》與《武》比較,藝術形式都達到了完美的程度,而思想内容《武》沒有《韶》完善呢?這大概是因為《韶》體現的東夷文化“仁”的精神本質,要比《武》體現文化“仁”的精神本質,要比《武》體現的周禮文化的精神更高。孔子儒學思想體系是以仁為思想内容,以禮為規範形式的,它的核心是“仁”。“仁”是東夷人的本性,東夷文化的精神本質。《說文解字·羊部》雲:“夷俗仁,……有君子、不死之國。”《漢書。地理志》說;“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憚道不行。設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孔子整理《六經》,系統研究了古代文化遺産;他周遊列國,全面了解當時社會情況,然後以其超人的智慧,綜合創新,建立了自己的既承古代文化傳統,又開後代文化傳統的龐大思想文化體系——儒學。

  過去學術界往往囿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論語·述而》)的夫子自道,以為孔子對古代文化 遺産隻是整理編删,對于周禮文化也隻是依樣畫葫 蘆地進行複制,因此,肯定其保存古代文化遺産的貢獻,而否定其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新的文化建構的創造,甚至說他守舊複古,一心想着恢複西周奴隸制。這是偏見,是不符合孔子思想實際的。

  馮友蘭先生對夫子自道有一種解釋是比較中肯的。他說:“孔子雖如此說,他自己實在是‘以述為作。”’他和他開創的儒家學派“講‘古之人’,是接着‘古之人’講底,不是照着‘古之人’講底。”山我贊成孔範今先生的意見:“不必泥于字面的意思,誤以為孔子的思想不過是守舊式的總結和堅持。孔子的夫子自道,不過是在表明所倡有據,為自己指向倫理性實踐的學說提供一個‘已然性’的實踐基礎而已。……很難想象……孔子作為一位開創一大學派的大師會一味泥古,裹足不前……我們并不想否認孔子在對社會政治經濟變革上所表現出來的保守态度,但作為一種文化變革的範式,即打着崇古的旗号進行新的文化建構,從文化的角度或者從對曆史變革的更寬泛的理解來看,對其内蘊深刻的革新意義,卻不能不予以正确的認識。”“要科學地認識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從對将文化變革與政治曆史混同一體以及對曆史豐富内容的簡單化理解中解脫出來。就從對曆史的态度和作用來說,看到社會轉型期所出現的文化失範即所謂“禮壞樂崩”現象,企圖從人文精神方面補曆史之弊,調整人們的社會生存,即如現在人們尋找失落的人文精神一樣,這怎能被視之為拉曆史倒車呢?”

  其實,孔于是一位偉大的改革家,他對三代文化觀念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能在‘天人合一’的混沌文化背景中,獨對‘人道’做出耀古爍今的創辟,從而真正建構了古老中華文化核心秩序,并鑄造了傳統人文精神之魂。”三代文化,天地鬼神盛行?可以說是一種“天”主宰的鬼神文化。孔子改造了三代文化中的人格神觀念和天命觀念,排除了對鬼神的虛妄迷信,攝取了其中天命觀的精髓,“為自己的入學建構找到了一個邏輯的前提,也為之奠定了一個天人合一的東方哲學基礎。”

  孔子最深刻最有價值的創造,是他引仁入禮,把東夷人文化精神中最本質的“仁”同三代文化、特别是周代文化中最基本的禮,結合起來。建立了他以仁為核心内容,以禮為規範形式的仁學思想體系。什麼是“仁”?“仁者人也”,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對仁的解釋很多,但都是講的做人的道理,其中最核心—條叫做“仁者愛人”。“愛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則,也是處理好人際關系的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所以康有為說,“仁者,人道交偶之極則。”郭沫若先生說:“所謂仁道”,“也就是人的發現。”的确在奴隸社會,奴隸主不把奴隸當人看待。隻有在奴隸解放的時候,才能出現這種“仁道”思想。孔子的“仁學”是适應奴隸解放這個潮流的。

  但有些論者,至今把孔子的“人”或“民”說成是奴隸主貴族階級,我們認為這太曲解孔子的原意了。其實,孔子的“人”是泛指人類,“是作為一種不同于他物的‘類’的概念出現的。”“把‘人’看作社會構成的基元,看作處理人際關系的起點”,“不僅使其學說必然蘊含了對個體生命存在的平等意識,而且也獲得了對于人類的永遠的意義。孔子說:‘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禮記祭義))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中,這确是振聾發聩的一聲,其意義決不隻是為一個時代所占有,岣“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孔子的親和思想中,不僅沒有族界,而且沒有國界,凡天下有人之處均應如此,這和後世狹隘的民族主義、狹隘的國家主義沒有共同之處。”

  孔子的又一偉大革命性的創建,是他創辦私學和提出“有教無類”的主張。“有教無類”為人人有受教育的權利确立了一個平等的原則,創辦私學又為使人人受教育開了先河。這對過去“學在官府”又何嘗不是一次革命性的開創?因此,說他是“中國第一個使學術民衆化”的人,實不為過。

  孔子崇尚周禮,但對周禮決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或死闆機械地套用。而是循着其基本原則和思路加以改造和發展,其中有許多重大的突破。如他引仁入禮,要求禮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也就是守禮不違仁,故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

  孔子所創立的儒學,不僅成為中華民族得以凝聚的文化之根,影響到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獨特模式,而且超出了它的原生區域和民族,走出了國界,遠播東亞,形成了東方儒家文化圈,近世又波及西方,喚起“生活在那裡的智者,也會在新人文主義的潮流中呼籲到東方去尋找孔子的智慧。”

  孔子儒學之所以能被統治階級定為正統思想,主要是因為孔子的思想滿足了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需要。一是賴于孔子超人的智慧,“好古敏求”,“學而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的奮鬥精神;二是他以睿智機敏的揚棄全面批判繼承古代文化傳統,完成了一次文化觀念重大轉型的開拓、改造和創新,伎古老的傳統文化在新的曆史時期獲得一次新生和飛躍的發展。故孔子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賴以凝聚的核心,為學者之宗,流傳兩千餘年,幾經階級的、民族的、思想文化的鬥争風雨和大批判的劫難而批而不倒,棄而不掉,今天和今後也還會在新的現代文化的構建當中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因素發揮它的應有作用。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是一位為前世集成,為後世立極的人物。他的學說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主要是因為他為統治者提供了禦人之術,才為統治者捧起來的。

  總之,齊魯地區是古代中華文化和文明發祥較早的地區之一,齊魯文化是黃河與泰山既沖撞又結合的産物,兩度繁榮,且通過孔子完成轉型,承上啟下地聯為一系。

 

黃河入海流-黃河口

  黃河口

  黃河為中國第二長河,也是世界著名的長河之一。全長5464公裡,黃河入海口,位于山東省東營市墾利縣黃河口鎮境内。地處渤海與萊州灣的交彙處,1855年黃河決口改道而成。

  黃河在墾利境内109公裡,年徑流量300億立方米,正常年份,黃河每年攜沙造陸3萬畝左右,是中國唯一能“生長”土地的地方。墾利縣現有土地面積313萬畝,人均占有土地15.3畝,是山東省平均水平的5倍多,也是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土地後備資源最豐富的地區。

  東營是萬裡黃河入海的地方,是中國第二大油田勝利油田的所在地,是黃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黃河之黃、草原之綠、大海之藍,共同繪制了一幅多彩畫卷。這裡還有中國最完整、最廣闊、最豐富的濕地生态系統,著名的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被譽為鳥類的天堂。黃河河口的特點可以用“黃河口、大油田、紅色聖地、黃金海岸”來概括。

  随着黃河入海口的淤積—延伸—擺動,入海流路相應改道變遷。黃河河口入海流路,是1976年人工改道後經清水溝淤積塑造的新河道,利津以下為黃河河口段,是一個弱潮陸相河口。

  這裡曠野茫茫,芳草萋萋,國家級保護珍禽四季随處可見。黃河兩岸,林場、蘆葦、牧草帶植被種類層次分明,黃河如同一條黃龍深入蔚藍大海,堪稱天下奇觀。夕陽西下、長河落日的迷人風情,令人神往。

 

春秋五霸-臨淄古都

  齊國是周代諸侯國,是中國曆史上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分為姜齊和田齊兩個時代。其疆域主要位于今山東省大部、河北省東南部及河南省東北部,始封君為周武王國師、軍師太公望姜尚。齊國是周代重要的封國,亦是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一,周代東方主要諸侯國。齊國國都臨淄(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齊胡公時曾遷都至薄姑(臨淄西北五十裡)。 傳至齊康公時,大夫田和放逐齊康公于臨海的海島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為國君,是為田齊太公。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列為諸侯,姜姓齊國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稱侯,仍沿用齊國名号、世稱“田齊”,成為戰國時代七雄之一,前221年,最後為秦國所滅。

  齊國故城遺址博物館坐落于世界足球起源地、國家曆史文化名城齊國故都—臨淄,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齊國故城人文景觀荟萃,文物資源聞名遐迩,共有48處重點遺址,有“地下博物館”之美譽。

  齊國故城遺址博物館包括齊國曆史博物館、東周殉馬坑、排水道口、城牆遺址、臨淄石刻館、晏嬰墓、三士冢等一系列景點。

  齊國曆史博物館為齊國故城遺址的主要景點,1984年建館,以齊國故城大城與小城相互銜接的特殊外形仿古堡式建築。

  内部仿漢代宮廷裝飾,是全國十大異型博物館之一,陳列了文物精品308件,陳列内容按時間順序分先齊、殷商、東周、秦漢五大部分,有序廳、先齊廳、龍山廳、殷商廳、西周廳、春秋廳、韶樂廳、武威廳、城郭廳、蹴鞠廳、科技廳、火牛廳、秦漢廳、韶樂演奏廳等十五個廳,全面展示了齊國八百年的輝煌曆史和燦爛文化,介紹了齊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科技、軍事和禮俗,以文物表述曆史,透過曆史審視和評判文物,使參觀者從内心深出領略和感悟齊文化的燦爛、輝煌,獲全國十大陳列精品提名獎。多次受到各級部門的表彰,并被評為省級消費質量信得過單位。

  東周殉馬坑是齊國第二十五代國君齊景公陪葬坑,是中國三大殉馬勝迹之一,被劉海粟盛贊為“殉馬奇迹天下無”。

  從公元前11世紀,姜太公封齊建立齊國直至公元前221年被秦朝所滅,臨淄作為“春秋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之冠”的周代齊國都城長達800餘年。悠久的曆史,燦爛的文化,為臨淄遺留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是全省乃至全國的文物大區。

  在春秋戰國都城遺址中,臨淄的曆史遺迹保存之完好、史料之豐富,均居我國已發現的所有春秋戰國都城遺址之首位,完全可以作為東周遺迹文化的代表,與西安的秦漢唐遺迹文化、北京的元明清古建築園林文化,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構成我國曆史文化發展的完整序列。

  為全面提升齊文化的國際知名度,給齊文化以應有的曆史地位,臨淄區委、區政府提出了齊國故城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産的目标,成立了文物管理局和申報世界文化遺産辦公室,召開了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工作動員大會,山東省文化廳也我區列為全省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的首位。世界文化遺産的申報必使齊國故城遺址博物館顯現出更加濃厚的文化底蘊,把曆史文化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再現齊國故都之雄風。

 

周村-旱碼頭

 

  周村古鎮旱碼頭原名周村古商城,素有“天下第一村”之稱,位于山東省中部,屬山東省淄博市轄區之一。

  早在明末清初,周村作為商業名鎮,與中國南方的佛山、景德鎮、朱仙鎮齊名,成為無水路相通的全國四大旱碼頭之一 1904年5月19日(清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五)周村正式被清政府批準開辟為商埠,使得周村商業更加繁榮。

  周村旱碼頭主要由大街、絲市街、銀子市街等古街組成,現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築50000餘平方米,古鎮内古迹衆多、店鋪林立、街區縱橫,建築風格迥異,為山東僅有、江北罕見,且至今仍在發揮其商業功能,被中國古建築委員會的專家譽為“中國活着的古商業建築博物館群”,現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列入山東省曆史優秀建築名單,并作為山東省“文化曆史與民俗”旅遊區的開發重點被列入“山東省旅遊發展總體規劃”,是以體現魯中商業文化精髓為主要内容的全省重點民俗旅遊項目,是我國江北保存較完好的明清古商業街區,體現了渾厚的古商業文化。

  周村旱碼頭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交通十分發達,東距青島港300公裡,西距濟南國際機場50公裡,膠濟鐵路,濟青高速公路和309國道橫貫而過。

  旱碼頭旅遊景區地勢南高北低,總占地面積32.7公頃,包括兩部分,一是重點保護區,保安街以西,涿河以東,新建路以南,棉花市街以北,占地19、7公頃。由大街、絲市街、銀子市街、綢市街、芙蓉街等古街區組成。二是規劃控制區,涿河以西,保安街以東,南下河街以北,新建路以南。有千佛閣、彙龍橋、清真寺等古建築群,占地13公頃。

  景區内店鋪林立,古迹衆多。有建于唐代的明教寺,建于清代的魁星閣,有聞名天下的“八大祥”等商業老字号,有“東方商人”孟雒川的故居等。這裡還是是閣老劉鴻訓、宮保李化熙、武狀元王應統等曆史名人的故鄉。商業文化内涵豐富,人文曆史源遠流長。

 

 

蒲松齡故居

  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城東約8華裡,有一個至今還保留着明清建築風格的古老村落,就是這個偏僻不易被人發現的村落,卻因一部《聊齋志異》飲譽海内外而名聲大震,傳遞到五洲四海大江南北,這就是清代著名文學家、世界短篇小說之王蒲松齡的誕生地—蒲家莊。

  蒲家莊,原名三槐莊。始建于宋代,以村内三棵古槐而得名。明初,村東溝壑内有一水井,古時常滿而溢為溪,故村名稱滿井莊。據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蒲松齡撰寫的《重修龍王廟碑》記載:“淄東七裡許,有柳泉。邑乘載之,忘勝也。水清以渝洌,味甘以芳,釀酒旨。瀹增茗香。泉深丈許,水滿而異,穿甃石 出焉,故以又名滿井。”這是尚能找到最早“柳泉”和“滿井”稱謂的惟一文獻記載。

  村裡建有滿井寺,飛檐螭首,畫棟雕梁,軒敞疏朗,典雅大方。明代邑令陳時萬《重遊滿井寺即事三首》曰:“細草垂柳一澗青,病身聊複憩幽亭。老禅行腳歸無日,閑餌僧雛學誦經。寺門南對樹峰斜,攜酒重尋上界花。病骨瘦來終跌宕,猶能擊鼓弄摻撾 。敞襟露頂趁天風,疊膝臨泉萬慮空。坐對寒岩渾面壁,亂山折斷夕陽紅。”

  1980年建蒲松齡紀念館,對故居、柳泉、墓園進行了修葺、擴建,征用民宅,改建了著作版本、書畫題詠展室,資料室,接待室,辦公室,增設了南大門,使故居的管理日趨完善。故居已成為一處初具規模的蒲學研究陣地和馳名中外的旅遊點。

博山内畫瓶

  博山内畫瓶,原稱内畫鼻煙壺,産于博山區。系在透明 琉璃瓶内壁作畫,故稱内畫。屬珍貴工藝美術品。使用特殊工具,将竹簽削尖使彎,制成構形竹筆,蘸以顔料,伸入瓶口于内壁上作畫。瓶口狹窄,操作不易,且不能起稿、塗改,故非技藝娴熟、胸有成竹者,難以勝任。

  博山内畫品種繁多,造型新穎别緻;小的不及一寸,大的高過二尺;千姿百态,異彩紛呈。近年來又研制出《内畫香水瓶》、《内畫項鍊》等新産品,中外旅客争相購買,被視為難得的紀念品。

  内畫是漢族特有的一種傳統工藝,博山内畫瓶原稱内畫鼻煙壺,産于博山區。系在透明琉璃瓶内壁作畫,故稱内畫。屬珍貴工藝美術品。使用特殊工具,将竹簽削尖使彎,制成構形竹筆,蘸以顔料,伸入瓶口于内壁上作畫。瓶口狹窄,操作不易,且不能起稿、塗改,故非技藝娴熟、胸有成竹者,難以勝任。玻璃是我國的一種創造,博山是中國著名的琉璃生産基地,“琉璃之鄉”,擁有内畫、刻畫、花球、珠簾等系列琉璃共2500多個花色品種。

  博山内畫瓶工藝精巧,造型新穎别緻,千姿百态,被譽為獨樹一幟的“山東畫派”,收藏家們視其為珍品。

  清朝雍正、乾隆年間,鼻煙壺生産盛極一時。到了鹹豐年間,北京藝人首創鼻煙壺的内畫技術,轟動一時。稍後,博山民間畫師畢榮九等人輾轉得其技法,逐漸形成内畫藝壇上的山東畫派,與北京畫派同享盛譽,受到清朝慈禧太後的賞識,被列為宮廷用品之一。

  博山琉璃内畫是一種具有獨特技法的漢族傳統工藝美術。它是以圓、扁、方、長、棱、梯、橢和拟物等型的琉璃水晶料做壺坯,用特制彎型細竹筆,在口小如豆的壺内繪出山水花卉、人物寓獸等畫面,是一種欣賞與實用相結合的袖珍工藝品。

 

周村燒餅

  周村燒餅是中國山東淄博的一種傳統小吃,因産于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而得名,是山東省著名漢族美食之一。周村燒餅制作曆史悠久,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曆史,據傳為一位叫郭雲龍的先生在一種馬蹄形厚燒餅基礎上創制而成。其外形圓而色黃,正面貼滿芝麻仁,背面酥孔羅列,薄似楊葉,酥脆異常。入口一嚼即碎,香滿口腹,若失手落地,則會皆成碎片,俗稱“瓜拉葉子燒餅”。周村燒餅以傳統工藝精工制作而成,為純手工制品,有“酥、香、薄、脆”四大特點,富有營養,老少皆宜。幾經工藝改造,已是馳名中外、家喻戶曉、深受世界各國消費者喜愛的傳統小吃。

  古代

  周村燒餅曆史悠久,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曆史。據考證,其前身乃為“胡餅”(芝麻燒餅),《資治通鑒》記載,漢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就有販賣胡餅(即芝麻燒餅)者流落北海(今山東境内)。據史料記載,明朝中葉,周村商賈雲集,多種小吃應時而生,用以胡餅上貼烘烤的“胡餅爐”此時傳入周村,當地飲食店戶的師傅結合焦餅薄、香、脆的特點,加以改進,創造出脍炙人口的大酥燒餅,此即當今周村燒餅的雛形。清光緒六年(1880年),周村“聚合齋”燒餅老店對燒餅制作工藝潛心研制,幾經改進,使周村燒餅以全新的面目,獨特的風味面世。清皇室曾屢次征購“聚合齋”燒餅為貢品。

  近代

  但是,使周村燒餅具備今天所說的“薄、香、酥、脆”四大特點的卻是在近代。周村區高塘鎮王家莊是目前民間生産周村燒餅最多的村莊之一。該村一位老人告訴記者,周村燒餅正是基于一位名叫郭雲龍的師傅的發展,方才最終形成了如今的特色。郭師傅在烤制當初厚厚的大酥燒餅時,偶然發現餅上面鼓起來的部分薄而香脆,加上芝麻,吃起來香而不膩。于是他大膽試制新品,果然深受大家喜愛。于是,不經意間便推而廣之。

  1958年公私合營,由郭雲龍老人之子郭芳林攜祖傳工藝和秘方合人原周村食品廠。周村人民政府代表全區人民向毛主席贈送過大酥燒餅。79年大酥燒餅以“周村”作為商标進行注冊,正式定名為“周村牌”周村燒餅。周村燒餅也是屢獲殊榮,像“商業部優質産品”、“山東省優質産品”、“山東省傳統名特食品”、“國家質量達标食品”、“中華名小吃”、“中國名點”、“國家級無公害産品”、“中國放心食品信譽品牌”等稱号。